语言教学方法在如何演变,为何这如此重要?

父母们,你们有没有想过教孩子语言的老师用的是怎样的教学方法?这些不同的方法随时间而演变,迎合着不同的需求,并且实现了不一样的结果。

许多年前,一个俄罗斯的老师回忆起以前他的一位最优秀的年轻学生,这个学生的成绩每次都是第一名。他是一个法国人,学习的俄语,他能够完美掌握和运用完美的语法,并装饰上无以伦比的华丽词汇。他只有一个非常小的问题 -这个问题小到从没有影响过他的求学之路,那就是:他完全不能够在俄罗斯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和谈话。

我们这位不幸的学生只不过传统的教育体系的受害者:传统的语言教学运用语法方法,设置主题进行翻译训练。这种方法强调的是对语言的形式认知,也就是“语法”。学习是一个推导过程:老师,在课堂上树立绝对的权威,设置语法规则,并准备题目让学生进行练习。翻译活动是用的最多的课堂活动之一。在这种概念下,所教的语言不是为了用做一个沟通工具。它更像是没有生命的语言或礼拜仪式式的语言,如古希腊文和拉丁文,甚至梵文。这种方法,主要在19世纪的欧洲广泛流行,之后责备猛烈抨击,现在只是很孤立得存在着。


the-lady-teacher (credit scottthornbury.wordpress.com)

在20世纪中期,基于行为主义的理论,音频语言的方法诞生在美国。这个方法专注于口腔和听觉方面的训练,提出了通过重复和练习来教语言的方法。另外,英国的教育学这发展出一个分支教学法:PPP, 第一个P指的是Presentation,即演示文稿(讲解概念);第二个P是指Practice,实践(习题练习);第三个P则是Production,生产(学生创作)。老师给出的句子反复逐字逐句地大量重复朗读,直到熟记于心,培养自然的预感。这些练习通常涉及逐渐变化,比如替换句子中的某几个关键词汇来重复练习。

中国的教育体制中,死记硬背和重复仍然广泛使用。张淑梅老师在研究报告中(2009)提醒我们,给学习英语的中国人口语交流仍然非常具有挑战性,“尽管他们在多年学习之后能够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。”中国人也知道这一点,甚至在民间流传着一个自嘲的笑话。这个笑话说,有一天,一个学习英语的女孩骑着自行车摔倒在一个坑里出不来。一个美国人来了,并询问:“嗨,你好吗?(Hello, how are you?)”。小女孩回答机械:“我很好,谢谢,你呢?(I’m fine, thank you! And you?)”. 那位美国人愣了一下,他回答说我也很好,就走了。

confucius institute at Betong municipality (credit english hanban)

泰国勿洞孔子学院的中文课 (源自 国家汉办)

昨晚音频语言教学法的对立面,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的交际语言教学法(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,CLT),其中交际既是学习的目标又是学的的方法途径。新的教育模式采用真实情境中所遇到的内容,而不是人工营造一种明确的环境,不再是固定好的提问和回答。语法不再教,句子没有一遍又一遍的重复。学习过程通过真实的交流事件来建立:如谈话。这种教学方法定义在一个非常灵活的方式下,没有任何真正的理论基础,交际教学法的呈现形式多种多样。

第一代的交际语言教学法(CLT)也收到了很多批评。其学习效率,首先受到质疑。 学者Dornyei(2011)提醒我们,外语,甚至浸泡纯的隐性教学,还没有真正达到预期的效果。同时,文化上的障碍也出现了:在儒家文化中,并不大能接受将教师的职责从权利中心撤除,转变为一个单纯的学习辅助者。而且,交际语言教学法并不能满足众多国家的一个共同需求:在考试中脱颖而出。而考点本身基于语法和词汇。

交际CLT教学法正在发生显著变化。其中一个最有趣的发展是Dornyei主张的原则交际教学法(Principled Communicative Approach,PCA)。此PCA教学法结构性和系统性地结合了语言隐性和显性的的教学模式,既保证了交流的应用性,也提高了语言学习的准确度。

没有一种方法对于多有情况都是最好的。正确的方法是应该能够帮助学习者达到目标,所以学习方法应该根据学习者的不同需求而灵活选择。无论如何,正如学者Canagarajah(1999)指出,在课堂上实际使用的有效方法往往是混合型,几乎不会像教案中书写的一摸一样。

 

欲获知更多详情,请参考以下文献原文:

–          Dörnyei, Z. (2013).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e twenty-first century: The ‘Principled Communicative Approach’. In J. Arnold & T. Murphey (Eds.), Meaningful action: Earl Stevick’s influence on language teaching (pp. 161-171)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
–          Shumei Zhang (2009). The Role of Input, Interaction and Output in the Development of Oral Fluency.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. December 2009

–          Richard Badger, XiaoBao Yan (2009). To what extent is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a feature of IELTS classes in China. IELTS

–          Jack C. Richards (2006).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today.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

–          Jeremy Harmer (2001), The Practic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.Essex: Pearson Education Ltd.

0 回复

发表评论

Want to join the discussion?
Feel free to contribute!

发表评论

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。 必填项已用*标注

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。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